1974年8月10日下午17时,上海市崇明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竖河公社(今竖新镇)江海大队第八生产队女社员王惠珍突然身亡,群众觉得她死得很蹊跷,将情况上报给竖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要求公安机关派人来验尸,查明真正死因。于是,崇明县公安局派出法医前往江海大队,对王惠珍的遗体进行验尸,随行的还有几名侦查员,负责对目击群众进行查访。
验尸根据结果得出,死者患有轻度胆结石,胃底部黏膜面有一块直径7厘米的圆形出血斑块,舌、喉、食道均无出血点或腐蚀迹象,其余各脏器也都正常,死因还需要将胃容物送检化验才能得知。
群众反映,王惠珍平时勤俭持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天前因胆结石病假在家,但还在张罗着购买建筑材料准备等病好后翻造房子,生活态度乐观积极,绝无自杀的倾向。要说她是自杀,除非有实锤铁证,否则人民群众是不信的。
和王惠珍同住一个院子的社员施小凤说:这几天王惠珍因病在家休息,没有下地干活。16时20分的时候,他回家收白天晒出去的稻谷,就听见王家传来王惠珍丈夫茅方行的“惠珍、惠珍”的呼喊声,施小凤忙走进王家卧室,茅方行见她进来,一脸焦急地说:“惠珍不行了,快去喊人!”施小凤立即跑出院子叫人,众人七手八脚地将已经口吐白沫的王惠珍抬上拖拉机送往竖河公社卫生院,但没走出多远就已无任何生命体征,一个“赤脚医生”检查后宣告不治身亡,只好再把人拉回家。
施小凤说,王惠珍平时身体尚可,三天前感觉身体不适,去卫生院检查查出胆结石,因此医生批了五天的病假,王惠珍虽然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家休息,但仍然在家中做家务,没有到卧床不起危及到生命的地步,所以她表示不相信王惠珍会突然就这么一下子死了。
王惠珍的丈夫——上海市木材公司革委会常委茅方行反映:15时左右,王惠珍对他讲要睡觉,就将他和女儿支出卧室,16时20分他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忽然听到卧室里有类似喝水的“咕噜、咕噜”声响,于是他就进卧室查看,发现王惠珍已经两眼上翻,口吐白沫。当即给她灌十滴水(健脾、祛暑的中成药),掐人中,完全无效后就喊人,一会儿施小凤就进来了。
王惠珍的哥哥王厚福将一个侦查员拉到一边轻声说:“我怀疑是茅方行这只‘综桑’(上海话‘畜牲’的意思)干的,我阿妹死的太突然了,她死后,茅方行就忙着打扫卧室,还洒了不少香水,又说天气热,死人不能久放,要求尽快把我阿妹拉去火化,哪有他这么做的?”
不过,其他群众倒是对茅方行的人品颇多“点赞”,基本上认为茅方行为人“老实正派”,虽然和王惠珍婚后的关系并不好,也曾经闹过离婚,但要说他对王惠珍有杀心,怕是没这个胆子。
为了搞清王惠珍的死因,法医认为搞清死者胃底部的那块出血斑是关键,因此他将王惠珍的胃内容物提取化验,一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胃内容物里面含有氰化物,证明王惠珍死于氰化物中毒,但是由于死者的口腔和食道均没有出血点或者被腐蚀的痕迹,因此法医推测死者服用或者被服用氰化物的时候氰化物外面还包裹有其它物质,所以一直到胃底才会留有血斑块。
基于尸检结果和胃容物化验结果,警方对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排查的结果是王惠珍的丈夫茅方行身上有重大作案嫌疑,依据如下:
1、茅方行和王惠珍的丈夫妻子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茅方行曾经几次提出离婚,但都被王惠珍拒绝,茅方行心中可能不满。
2、根据现场的实地勘查,王家的卧室距离厨房有16米,中间还隔着三堵墙,这个距离和这个隔绝声音的效果,就算王惠珍在卧室里大声咳嗽,茅方行在厨房内也听不见。
3、对于王惠珍是怎么死的,茅方行闪烁其词,一会儿说王惠珍是心肌梗塞死的,一会儿又说可能是服用山柰(一种中药,用来医治急性肠胃炎,消化不良,胃寒,风湿性关节痛,跌打损伤)死的。
4、茅方行的弟弟承认,茅方行在王惠珍死后不久叮嘱过他:“惠珍是服毒死的,三天两天搞不清楚,你要照顾好爷娘(上海话‘爹娘’的意思)”,表现极为反常。
于是,警方立即将茅方行作为重点怀疑对象,对他在案发前的行动轨迹进行排查和确认,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茅方行原来是闸北木材厂的工人,文革中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上海市木材公司,并进入了公司革委会任常委。
1972年3月,茅方行不顾其他常委的反对,执意将闸北木材厂青年女工朱某某提拔为木材厂党支部副书记,从一个普通女工一步登天到党支部副书记,这个“跨越”就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实在太过明显,引得众人议论纷纷,所以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茅方行在干了这么惊世骇俗的一手后不久旋即又以筹建木材公司共青团团委为名将朱某某从木材厂调入木材公司,然后不少群众怀疑茅方行和朱某某乱搞男女关系,所以才会这么敢明目张胆地违反组织原则。
有群众反映,1973年6月的时候木材公司里有常当红娘的老大姐要给朱某某介绍对象,结果遭到了茅方行的百般阻挠,更加坐实了群众对两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猜想。
警方于是找到朱某某核实情况,朱某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侦查员们诉说了茅方行在看上她后如何将她霸占,对她动手动脚。还跟她说:“我老婆生了血癌,医生讲两年内就要死的,只要她一死,我就娶你当老婆。”但根据王惠珍的病历记录,她根本就没有得过血癌这种病。
茅方行身上的嫌疑变大后,崇明县公安局军管会在8月12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申请了搜查令,对茅方行在木材公司的办公室和宿舍进行了搜查。结果在茅方行宿舍的床上发现了一本《工人医生手册》,在有关氰化物的性能、致死量、中毒后症状等地方都夹上了纸条。根据茅方行同宿舍的舍友说:茅方行很爱看这本书,大热天也会躲在蚊帐里看。
同时,警方还在茅方行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记录有氰化物毒性以及毒发症状的说明字条。根据这一线索详查后发现,茅方行在1973年1月初曾经假借召开安全保管、使用剧毒物品经验交流会和化验氰化物性能的名义私开了介绍信,从木材公司所属的机修厂拿来了一瓶氰化物,过了一天以会没开成为由将这瓶氰化物送还给了机修厂。警方立即前往机修厂索要那瓶氰化物查验,经技术人员化验后发现那瓶氰化物中有一块石碱。询问保管人员证实这个瓶子被茅方行还回来后就没有动过,说明茅方行有很大的可能性从中取走了一块氰化物。
至此,警方认为茅方行具有作案的动机,具备作案条件,有重大作案嫌疑。在经市局军管会的批准后于8月13日将茅方行拘留审查。在一件件列出的证据下,茅方行再也无法掩饰,被迫交代了杀害妻子王惠珍的犯罪事实。
原来,茅方行自从见到了朱某某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然后就喜新厌旧并起了杀妻的想法。1972年初,他借召开剧毒物品经验交流会为借口从机修厂借出了一小瓶氰化物,从中取出了一块后又放进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石碱,然后又送还给机修厂。
5月的时候,茅方行将氰化物带回崇明的家中,曾先后三次找机会下手下毒但都没有得逞。直到8月10日他趁着王惠珍生病在家休息,其他人都下地劳动之际,将这一小块氰化物嵌入中药药丸中给王惠珍服下。王惠珍毒发身亡后蓄意破坏现场,并将装氰化物的小药瓶丢到了屋后的小河里。
根据茅方行的指认,警方捞起了这只小药瓶,从瓶内提取到了氰化物的残留。至此,本案真相大白,茅方行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判决结果欢迎知情小伙伴积极补充,当时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恢复工作,判决一定要通过公检法的军管会,所以本厂长查不到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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